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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表示：“无论是国内私人投资还是外国直接投资，投资低迷的关键原因之一在于消费需求的放缓。”
即便是刚结束不久的排灯节（Diwali）消费旺季，也有确切迹象表明当前印度国内消费市场较为疲软。
季风季的强降水、薪资涨幅较低以及高通胀（尤其是食品通胀），都对城市消费产生了严重影响，反过来又致使企业业绩表现不佳。
疲软的消费需求无法激励外国公司引入新投资以扩充产能，何况印度国内制造业的产能本就已经过剩。
成立于1985年的印度知名金融服务公司Systematix集团证券业务联席负责人兼研发负责人Dhananjay Sinha表示：“FDI的性质从2012年至2013年后就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随着FDI的增长，资金回流的比例也有所上升。外国投资者总是以一种交易心态入局，而非致力于长期资本形成的心态。”
他指出，这种“内向型导向”的外来资本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尤为突出。
虽说也不乏业内人士认为，一个允许投资者获利并撤资的市场才是健康的市场，但资金回流对于创造长期资产或技术转让来说并无任何益处。
从投资结构来看，2023至2024年期间，印度FDI净资产流入排名前五的国家中，毛里求斯占25%，新加坡23%、美国9%、荷兰7%，日本6%。
同一统计周期内，获得FDI净资产流入量最高的前五大行业中，服务业占比16%；计算机软件与硬件行业15%；贸易行业6%；电信行业6%；汽车行业5%。
就各邦而言，马哈拉施特拉邦获得的FDI流入量最高，占比达30%；其次是卡纳塔克邦，占比22%；古吉拉特邦17%；德里13%；泰米尔纳德邦5%。
印度FDI多年来集中于IT、贸易以及非常规能源等某些特定行业。自2017财年以来，FDI流入量排名前九的行业所占的比重已从49%上升至2024财年预计的70%，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服务行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达53个行业所占的份额已下降至30%，其中也包含需固定资产投资较大、提供就业岗位最多的制造业。
Systematix的一项研究指出，自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以来，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再加上后疫情时代的投资情绪低迷，导致全球对外和对内的FDI流量均出现大幅缩减。
IT行业之外的各行业FDI流向表明，投资者的主要投资意图是挖掘投资目标国内的短期机遇，而非打造海外出口基地。
该报告称，通过“印度制造”和生产管理激励（PLI）计划所提供的政策激励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在PLI计划涵盖的14个重点行业中，只有非常规能源行业在吸引FDI流入方面表现突出，更多的FDI流入了受监管相对较少的服务行业。
近年来，为了刺激FDI进入制造业，打造出口枢纽并创造就业岗位，印度政府除了出台相关政策和激励措施外，还积极朝着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s）的方向迈进。
然而，根据Systemtix的报告，有充分证据表明，印度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效。
刚开始的几年，随着印度降低高额的进口关税，其FTA伙伴国获得了更广阔的市场准入机会的同时，印度与这些伙伴国之间的贸易逆差也大幅增加。
在2007-2009年至2020-2022年期间，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商品贸易逆差增幅达300%；与韩国的贸易逆差增幅161%；与日本的贸易逆差增幅138%。
“相反，由于FTA伙伴国通常进口关税较低，印度的出口获益甚少。因此，尽管放宽了FDI的相关规定，但相对于进口关税的降低来说，那些激励政策对于出口导向型的FDI吸引力可以说微乎其微。”
该报告还指出，印度的出口还受到诸如严格标准或法规等非关税壁垒的影响，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印度许多企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非常之低。
印度第二大银行巴罗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Madan Sabnavis表示：“早些时候，只有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是备受青睐的投资目的地。
如今，美国和欧洲有大量的重建工作在开展，投资机会大幅增加。可供投资的资本总量本身已经缩减，更何况这些资本还分散到了更多的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
《2023-2024年经济调查报告》指出，重点必须放在提升各行业的营商便利度上，且不能仅局限于对FDI有吸引力的行业。
该报告称：“多年来，在营商便利度方面，许多容易达成的目标已然实现，而进一步的工作或许需要各级政府，包括国家、邦、乃至地方政府以及各监管机构全面细致地推进。”
今年5月，印度一家名为TeamLease RegTech的合规管理公司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印度，经营一家企业需要遵守1536项法案及规章，69233项合规要求，以及6618项年度申报事项。
当然，或许并不是每家企业都需要应对这所有的合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又会因企业所在不同的邦，经营不同性质的业务，而存在差异。
大多数要求与合规用工有关，涉及合规用工的适用法律法规占比达30%，而适用条款更是高达47%。
专家认为，政府不应将FDI作为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而应着力于刺激国内企业的投资扩大。
经济学家Sabnavis对此观点也表示认同，他说：“政府所能做的，只是提供政策框架、营商环境或者提升营商便利度。”
铃木汽车印度公司董事长R.C.Bhargava补充道：“虽说政府政策能够决定制造业能否繁荣发展，但实际上并不能直接促使制造业加速增长。增长的速度始终是由企业自身的行动所决定的。”
福布斯表示，政府应当利用即将在2月份出台的预算案来宣布一些久拖未决的改革举措，一次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
他说道：“在金融领域，一些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程仍未完成，我国的利率依旧高于许多吸引了大量FDI的国家，并且2019年已通过的四项劳动法案至今也未开始实施。”
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和商务部长Piyush Goyal近期都曾指出，高利率抑制了经济增长，并希望印度储备银行改变其利用高利率应对通胀的强硬立场。
西塔拉曼最近在孟买举行的印度国家银行一场活动中表示：“我们希望各产业扩充产能的同时，银行利率也变得更加亲民。”
FDI或许在印度GDP总额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但它确实很好地体现了外国投资者对印度市场经济发展的兴趣和态度。
莫迪3.0时代的经济政策能否破除“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的魔咒，从而吸引更多的FDI流入，让我们拭目以待。
